xypo123

　　大战略的症结在于政策，即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持和增进国家长期的（即在战时和平时的）最佳利益而将军事和非军事的所要素集合在一起的努力。这么一种努力充满着不可估计之事和无法预料的“摩擦”。

　　李鸿章的历史功过，历史上褒贬不一。不过，总结历史研究的成果看来，李比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更优秀的一点在于，他有一个完整的大战略规划，而且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实践。

　　战略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摩擦

　　总结历史研究的成果看来，李比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更优秀的一点在于，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大战略规划，而且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实践。将李鸿章的思路稍微做些梳理，发现他的大战略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其他的战略目标，既重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第二个要素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根本手段——既自强。第三个要素是其外交政策，历史学家一般称之为“和局”。

　　自强与和局的关系

　　出于对帝国军队屡次对外作战严重失利的历史记忆和此后“助剿”时期的对外交涉经验，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中外之间的差距，这种深刻性同时代的帝国政治精英无出其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虽然对中外差距的认识比较深刻，但是与大多当时的洋务派差不多地表现一致的是，他主要从武器的优劣导致军备实力不均等来看待国家的劣势。正是这种认识，使得李鸿章在关于如何实现“争雄于各国”上，首要战略手段在于改善国内资源以缩短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差距。这是他的大战略观念中的核心要素。而李鸿章认为，实现国家自强，在帝国实力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就要为国内政策追求一种安全的环境，此所谓和局政策。然而，他在论述外交政策与自强的关系时说道，:“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消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实际上，李鸿章对和局与自强的关系说的很清楚，如果只求和局.不同时变法自强，摆脱弱者的地位，“和一国又增一敌”，还得再付出“和”的代价。和局与自强互为条件，两者之间配合必须十分默契，否则，就有可能有战略断裂的可能。

　　“和局”的态度与手段

　　清醒差距认识虽有助于提出正确的政策，也容易引起极度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政策态度。在如何实践其和局政策上，李鸿章有三个重大考虑。

　　第一，长期的涉外经验使李鸿章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幻想，既强国会信守约定。因此，只要以一定不涉及帝国根本的损失来争取和约，则和局就能实现。

　　第二，出李鸿章是个悲观地唯武器论者。他认为中外之间的军事技术差异使得中国几乎没有在战争中取胜的可能，因此以战争谋得和平在自强没有实现之前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思想也代表了相当多数的洋务派官员的看法。

　　第三，于改变这种军事差距的考虑，其必须尽快实现自强，而战争则必然对自强所需要的资源造成巨大损害。基于以上认识，李鸿章提出和局的主要手段在于条约的定守。

　　在一个日渐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和局执着于条约的定守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其实多次因“偶然性”产生的修约事件应该告诉了李鸿章，列强对虚弱的帝国有永无止境的野心。而李鸿章在其实践中却对自己的自强信心太低，故决然使和局以单一妥协的手段的形象出现，容易造成虚弱一如既往的景象，引起更多强国的觊觎。事实上，和局保护自强的时间极为有限。但是在李鸿章的战略规划中，明是和局而阴为备战”，“数十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了·自强会逐渐支撑其和局政策，从而实现普遍的和平。

　　如此一来，李鸿章的伟大图景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依赖单一手段的和局的效用透支之前，内部改革是否卓有成效而在实力方面支撑其和局。在其互为表里的战略手段之间，存在着如此的紧张关系：内部改革的效用在必须战争时是否能够支撑和局而不至于将其透支。

　　比较一下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踌躇满志的奥利瓦雷伯爵选择一条争取帝国荣光的国家政策，在此之下，重组帝国的资源以适应其外交目的，遭到了巨大的失败。李鸿章重组国家资源以御敌，以和局为庇护的政策，似乎更加务实，然而，这种战略的根本难点即在于一个战略家，是否有能力在一个臃肿的体制中破除旧制，实现改革。而中国历代的体制改革者，基本上没有胜利者。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战略路径似乎根本无法走通。

　　战略实践中的摩擦

　　1 艰难的自强

　　在李的思想中断断续续地发展自强的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人所不具备的远见。李的自强图景不仅仅包括对西方利器的习得，还包括一个新的军事系统所具备的经济基础建设和智识背景的擎画。比起同时代的要求自强的精英来说，他的计划更加具有系统性。因此，他参与并促进的事业庞大而且成绩蔚为壮观。从19世纪六十年代李鸿章即以旺盛的精力开始其自强运动，至八十年代，自强已经初具效果。然而，如果认为这段时间的和平是和局发挥了其神奇效用，也就犯了和李鸿章一样的乐观错误。和平从根本上来自于环境的变化，而和局只是契合在这种环境中发挥了其作用。一旦到了八十年代，欧洲的纷乱停止，日本快速兴起，帝国所处的环境立即险恶不堪。而相比较近代落后国家的改革者，比如俄国之彼得大帝和日本的维新集团的大权独揽，李并不具备实行其战略所需要的充分集权，甚至从未成为权力核心，70年代他虽以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相当大程度上参与国家政策的塑造，然而却仍然属于庭外官员，受制于总理衙门和军机要员。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抱怨政府中派系掣肘和财政怪圈。因为这实在是他无法左右的权力结构。在李精心筹划，力图实现的种种实业上，他一方面无法跳出自身的智识和阶级局限，也无法挣脱整个社会的惰性。其创办的北洋舰队虽然计划远大，也是在当时的局势下拱卫京师的基本手段，然而总是受制于朝廷财政体制混乱，发展速度远不如采取发展全民债券建造舰队的日本。在所谓的现代化工厂中，保留了相当大的帝国传统风格，官办企业的流弊肆意吞噬着这些机构的效率。而他为保证事业的连续性所故意造成的任人唯亲，独断专行则更使这些变化力所难继。

　　几乎从自强一开始，其便 逐渐显示出他在应对传统体制时无力，这反而加剧了和局在李鸿章战略中的地位。内部改革越是拖沓，和局的效用越需要发挥到极致。于是，和局的效用的发挥，则更依赖于妥协的单一手段，以至于终不堪重负了。

　　2中法战争与和局的透支

　　中法战争是考验李鸿章战略的第一个关口。尽管帝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取得了巨大提高并且在局部的反叛战争中展现了一定的实力，但是李鸿章并不认为它已经具有支撑和局的能力。李鸿章对削减帝国传统义务的想法由来已久，而当时的帝国实力已经不可能使其保持所有的传统义务，纵观当时帝国的势力范围，只有朝鲜的丧失才会危及满清王朝的帝国声誉和减损帝国的实质防务。事实求是地说，李鸿章当年关于帝国的防务等级的看法是正确的。即帝国的东北和海防是帝国防务的重心，在北洋海军未能成军之前，任何海军强国都可以历史重演北上锁京。李鸿章通观全局认为应该断削减帝国对越南宗主权的要求，然而，事实上的谈判却造成了中法共保越南的局面。这种局面形成两军对垒的紧张局势，一旦越南当局宣布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非法，都将造成新的危险。

　　不久之后，法国人利用越南阮氏与黑旗军的冒险，威逼中国让出越南的宗主权。李鸿章并不赞成与法国的战争，因为朝鲜的局势非常不稳定，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兼顾西南，东海与朝鲜。这一点，与其主海防，兼及塞防的国防观念有巨大冲突，同时，战争糜费巨大，会对实现其国防部署的北洋舰队计划造成巨大影响。然而李鸿章的意见并不能左右大局，主战派受到西征胜利的刺激，对帝国军队的能力信心满满。琉球的丢失已经使帝国颜面扫地，越南不能再成为帝国之痛，封疆大吏则吹嘘云南广西的军事价值等同于其他帝国防务。不久之后，中法战争开始。

　　但是帝国随着帝国老一辈战将退出军事舞台，帝国的军事机制缺乏能够统率全局的人，李鸿章不得不上台以战促和。而由于部分官员的军事无知，帝国从战争一开始就处于下风。幸运的是，在帝国军队的殊死战斗下，帝国赢得了起码的僵持。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中法战争以战胜而败结束，然而当时的精英价值尺度仍然停留在王朝利益而非民族利益上，在帝国的统治者看来，战争继续下去的糜费可能比丢失传统的义务更有损王朝的利益，而法军的海上封锁大有北上锁京之势。而在李鸿章看来，他既然没能阻止战争，但是争取和局也能够继续将其战略运转下去。因为战争结束时，帝国只是丢失了传统义务，仍然没有到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步。法国人在海上的封锁一旦退去，对帝国海防的威胁就进一步减小。考虑到此时日本在朝鲜兴风作浪，这对于他的国防战略来说，实在是解除了一个重大压力。

　　从李鸿章自己的战略的逻辑上来说，李鸿章的首要错误就是没能避免战争。倘若李鸿章能够说服帝国的统治者将义务削减至避免战争的程度，则更有利于他的战略得以贯彻。此时，帝国军队收缩至国内防守，同法军脱离解除，不见得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如果能够争取到一个合约，帝国仍可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国内自强和海防建设。但是战争终究是爆发了，既然如此，李鸿章就必须认识到，和局已经透支，单一手段的和局政策并不能有效阻止侵略行为。如果实力再不能支撑其外交政策，则整个战略系统的断裂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再发生战争，帝国的实力要支持其必须要打赢，至少也是打成僵持状态。（而纵览整个晚清帝国的战争史，清军第一次在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并且签订了一个损失最小的和约。这本应该是值得鼓舞的，甚至帝国统治者都已经学会以战促和，声壮国威。）

　　3合法性的丧失

　　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最大的失败在于输掉了自己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存在于帝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也存在于权力中央对其微妙的使用当中。一个战略家，无论是变革者还是守成者，唯一不能缺乏的就是其合法性。李鸿章既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权力的使用，却又为权力中心去背负战略破产的重担。这样，他逐渐沦为了帝国战略不断破产的买单者。由于在屡次地对外战争中李鸿章不断强调和局的作用，李鸿章遭到了清流派和帝党的严酷阻击，这使得他的政策，无论是对内和对外的，都打了折扣。而很多政策，正是实现他的国内和对外目标必须的粘合剂。而李鸿章恰恰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误解和无知既不做解释，也不在事实中影响权力中央。导致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光绪帝对李鸿章毫无信任可言，而纵观朝中，能主持大局的，已经只有他一个人。于是种种微妙的政治不和谐使得君臣的之间的战略混乱不堪。合法性的丧失意味着一商人的商品无论如何优秀，却无法树立起品牌。李鸿章的大战略失败，虽然最终崩溃与中日甲午战争，却在中法战争后就开始了。

　　李鸿章是个荒谬的人，事实上他没有在历史拐点翻云覆雨的能力，却立志承担这种非胜即败的命运赌博。但是整个帝国皇皇百万知识分子，又有谁具有这种能力？本文并不是为李鸿章说情，只能感叹，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没有力挽狂澜的人，这是体制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而李鸿章站在这一位置上，是历史的悲哀！！！

[ 本帖最后由 周郎 于 2010-6-8 21: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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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盗流氓方

李鸿章在清末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只不过因为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是以使得他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归根结底是大清腐朽的体制造成的。

chenyue2

李鸿章就是一个卖国贼，俄罗斯的外交档案里就曾记载，在和俄罗斯谈判时，俄方有人建议向李鸿章行贿，李鸿章居然真的收了，连俄方都表示惊讶，

stoneshijinxue

卖国与否，私心与否？人都是有私心的，卖不卖国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也许他卖的是中国而不是大清朝也未可知。我只知道他和秦桧不一样。

李鸿章是清朝我比较不能读懂的一个人。不过卖国我不相信

xypo12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读帖子啊，呵呵，我是重读李鸿章，不是照旧讨论他卖不卖国啊。呵呵，希望大家认真看帖再回复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尽管指出来。

ssTory

　　无论李鸿章如何,清皇朝基本上是无可救药的.
　　而我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一成功一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皇室出自主体民族（大和族，人口>99%），而清王室出于外民族（非主体民族，别和现在比，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满清在明末以前都是外族）。
　　所以日本皇室之于日本，就是脑袋与身体的关系，而清皇室之于中国，就是一寄生虫．寄生虫不会管寄主身体是否强大的，只要外敌承认他的寄生状态就行．
　　

xypo123

大哥来看小弟帖子，十分惊讶呵。关于大哥说的我颇为赞同。其实当时汉族精英的最没有战略眼光的事情就是听任一个迂腐的皇室继续存在，所以，他们所有救国之举，都在于做白工，瞎忙活。

其实那句宁与友邦 不赠家奴清楚地说明了满清人的观念 满族不爱与汉人通婚 民族融合的并不好 而且我估计朝政上 汉人也发挥不了大作用吧 直到太平天国时 满洲人挺不住了 才出现了曾 左 李 张等人 而同时 北京方面还有一大堆各种亲王掣肘 大家都这么想 国家怎么才会强盛

嗯，我来几句落后时代的话吧。
从李鸿章的整个一生来看，与其说他是个清政府官员，不如说他是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弱点就是软弱和脱离群众。
他软弱，所以总是想对外求和局。他软弱，所以总是依靠皇帝。他软弱，所以总是屈服于列强和权贵。
他脱离群众，所以不能获得根本改变社会的力量和抵抗外强的自信。
这些缺点我们可以一直到孙中山和蒋介石身上看到影子，何况李鸿章？